《家学与师承》（三卷） 张世林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定价：120.00元

    □书评人高建军 逍遥游

    两套相近的书

    逍遥游：广西师范大学那套《家学与师承》你看了吗？

    高建军：看了，篇幅很大，三卷本的篇幅，涉及近百位现当代各个领域内著名的学人，封面上对此描述说：“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自述，百年学人心灵历程”。这样的一个总结，略有夸张，也还算恰当。

    逍遥游：这套书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套书，那就是高增德先生与丁东先生一起主编的《世纪学人自述》，从体例到内容上，这两套书都有一些相近之处。不过《世纪学人自述》出版于2000年，一直没有重印，现在可能较少有人知道了。而广西师范大学这套书的前身《学林春秋》，出版于1999年，时间上与前者相差不多。这让人想起九十年代的学术热，那时候的人，对学术多么重视啊。

    高建军：是，这里面有个背景，一个是八十年代过后，文化界产生了一个分流现象，一部分人继续延续原来的启蒙路线，另一部分人则潜沉到学术层面开始单纯的学术研究，但是总体说来是“思想淡出，学术兴起”；另一方面，经过了一段学术断层之后，老一辈学人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学术界认为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以便留下来供后人吸取借鉴，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同时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有了你说的这两套书出版时间上的相近。而我看《家学与师承》，也主要是对书中那些著名学者治学的经验感兴趣，比如说陆宗达先生《我与〈说文〉》中关于基础与专攻、广博与精深关系的论述、比如程千帆先生在《我与校雠学》中表达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的观点……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有很多，相信你也注意到了。

    逍遥游：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我现在觉得，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方法，而在社会科学这个大的领域内，很多方法都是共通的，这些前人的治学经验，虽然也许有的地方过时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他的经验和方法不容忽视，有时候看当代人的著作，感觉与这些前辈相差太多，主要就是方法不对。但是我看这套书，更感兴趣的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而是它的标题《家学与师承》，当年我看《世纪学人自述》，对于这一点就非常感兴趣，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家学的消亡》。不过这次看这套书，又有一点新的感想。

    家学与师承的利与弊

    高建军：说说你的看法？

    逍遥游：过去对于家学和师承这些现象评价过高，我现在觉得家学和师承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这种现象，正好是制度不健全时候的产物，跟制度化正好是相对的。当然，制度僵硬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高建军：凡事都有两面，那些大师级人物的后辈往往不能超越他们，而大师们却多数并没有家学和明显的师承，当然也有例外。

    逍遥游：你说的是其一，另外一点是，这其实也是一种人脉关系，说明学术圈与其他圈子并没有二致，也是一个江湖，家学与师承，有时候正是成名成家的一种捷径。比如书中说到的邓广铭先生，如果没有胡适，他也许不会成为后来的宋史专家，其他的还有很多。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在学术体系之外，要做出一些成绩，就格外难。

    高建军：当然，这是肯定的，而且是一个主要的特征和问题。不过，之所以人们对这类现象评价过多，主要是因为有一段时期对此打击过大。现在是一个反动，又反过来了，考虑到这类因素，大家对于家学和师承评价高也是情理之中。

    逍遥游：是啊，其实现在我们讨论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应该注意到存在于文化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否则的话就会难免陷于不客观的境地。还是说家学与师承，前人建立范式，后人紧随其后，演变到极致，就是壁垒森严，学术停顿，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至今跳不出这个怪圈。

    高建军：如果体制上没有问题，则家学与师承的好处大于坏处；体制上有问题，则家学与师承适济其恶。在好体制保证下，应该还是好处多一些，这涉及到学术积累问题，一个没有根底的青年，白手起家做学问，其所耗费的成本太高，如果他天分高，则浪费更大，而家学与师承就可以尽量减少他们的成本。所谓金针渡人，没有这个金针，天分高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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