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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长江大撤退"若干史实正误》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6月09日 13:04 来源:

  《长江大撤退》(以下简称《撤退》)全面反映长江航运全行业在抗战初期承担工业内迁,支持抗战的重大贡献,歌颂了卢作孚、沈仲毅、林继庸、王?等各方负责人和万千长江儿女在极其艰苦、繁重劳动中的英雄业绩

;纠正了民生职工回忆录中多项重大史实错误。

  书稿出版之前,我把有关章节传给了卢晓蓉小姐,她对“两个月抢运,宜昌仅剩兵工器材两万吨”一说持反对意见。我们讨论多次,意见得不到统一。于是就有了中华读书报11月8日《〈长江大撤退〉若干史实正误》(以下简称《正误》)一文的发表。

  我在书中没有一句贬卢作孚的话,即使是“虚报宜昌大撤退中的运量”(《正误》提要用语)我也只是说“与档案记载不符”。对民生提出了诸多重大问题,未作肯定性的评价,期望卢作孚研究专家们去研究。对这部史著,也等待他们的评说。

  《正误》一文声称要纠正其史实错误,我没有发现什么史实的错误,只是对史料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对这些分歧提出来讨论,应该欢迎。为此,特作此文,让读者明白真相。

“剩兵工器材近2万吨”,事实如此

  宜昌抢运的数量,卢作孚在1943年出版的《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以下简称《事业》)中记述,他在10月23日到达宜昌时,宜昌积存各类器材约9万余吨,经过组织抢运“……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

  我在《撤退》中运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否定了卢作孚对上运数量的记述。这份资料是后勤部副司令吴?1938年12月25日在宜昌召开的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上运数量的会议记录。民生公司由童少生参加。记录明确记载了吴副司令的发言:“待运军品器材还有两万吨左右。”这不是事后撰写的回忆录,是记载当天的会议情况,具有无可怀疑的可靠性。

  《撤退》运用这条资料时对资料来源,在页下注明了馆名、全宗、卷号及资料标题。而《正误》竟说“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握有档案的黄先生,这时却始终没有举出任何档案为自己的立论作证”。这样掩盖真相就误导了读者,让读者相信宜昌所剩两万吨器材是没有根据的。

  接着它就把吴?所说,11月10日至12月20日的4旬内共从宜昌运出43000吨(未包括12月间木船运输量)作为依据,说这个材料“清楚说明”“前40天运完6万吨和后20天运完3万吨的军品和民用器材是有合理根据的。”毫无根据地笼统地说“有根据”,也不知根据在何处,同样会误导读者,使他们相信两个月运完了9万吨。

  紧接着,《正误》就非常自信地说,黄著所言还剩两万吨兵工器材,“显然是最初待运的9万吨之外后到的货物。因为这两个月各地器材运往宜昌的情况并未终止,再累积两万吨器材也是可能的”。合理的推断也该有个根据。根据何在?武汉在10月23日前轮船全部驶离后,紧接着就是石首河道布雷封锁,连木帆都通不过。大轮在11月开始陆续进川,既无船只、航道又封锁,湘西的兵工厂尚未到第二次搬迁的时间,两万吨从何而来?如果《正误》作者能了解当时军事形势又了解撤运情况,这种脱离实际的推断就不致发生。

  至于阶段性成果40天上运数量,我首先详列了11月上运数量(第128页),据测算,共上运29645吨,不到9万吨的113。其中民生上运21000吨,占全部上运量的70%以上。40天中,卢作孚在1950年一次业务会上说:“那40天实际运的是26000吨。”而《事业》一文说上运9万吨的2/3,应为6万吨。则民生运量仅占43.3%,民生是进川运输主力,它的运量所占全部上运量的比例,不可能在10天之内由70%以上突然下降至43.3%,因此可以判断,6万吨显然是夸大了。对此我以商讨的口气,在《撤退》中说:“‘实际’两个字,似有改正过去所说40天运出213(相当6万吨)的意思。”卢作孚在业务会上这段话,确如《正误》所说:无改正旧说的意思。但这个26000吨,客观上就起到了改正旧说的作用。推测可能不确,但商讨还是应该允许的。对于我的商讨,竟说我“实在有点不择手段”。商讨不应被认为是不择手段,卢作孚的问题不是不允许商讨的。

  9万吨器材撤离宜昌的时间不是两个月,而是5个多月。11月只运出2万9千多吨,12月还有6万多吨,而12月10日后枯水期来到,大轮停航,运完6万多吨根本不可能,于是卢作孚与兵工署商订了“第二期兵工器材运输计划”,时间从12月11日到1939年3月10日。到3月初,宜昌还有一万吨器材,宜昌积压器材运完的时间约在4月初。

  我在“后记”中记述了发现卢作孚指挥宜昌抢运资料的过程。开头说:“没有一份档案资料能说明卢作孚在宜昌亲自指挥。”(仅指档案资料)只有《事业》一文,记述了卢作孚在宜昌工作经过。过去多少作者都是根据这一文选资料各自发挥。没有档案资料,是我掌握资料的实况,令人吃惊的是,《正误》作者怎么能理解成我“坚持认为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期间根本没去过宜昌”。这两句话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怎么能划等号?我在此前的第二节,第一句话就是“武汉撤退前夕,卢作孚离开武汉到达宜昌”,(103页)文中“坚持认为”、“根本”等结论性语言不知根据哪些史实得出的?《正误》接着又说:“可见黄先生此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偏见,已在何等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撰述。”偏见是什么?我何处受了影响?往下看,才发现《正误》真意所在:

  作者有了这个“发现”,原来是件好事,可惜并未以此为契机,认真钻研史料,真实再现这场名扬中外的成功大撤退的历史原貌,却仍然让偏见在书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黄著竟抓住一些战时统计资料的缺漏和误差做文章,对宜昌大撤退中的运量,甚至对卢作孚的诚信,提出难以成立的“质疑”。

  原来文章的真意是,要我写了卢作孚亲自指挥的实况以后,进而否定12月底宜昌还剩2万吨货的结论。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秉笔直书,不能隐瞒真相。当年的会议记录明确记载,抢运两个月还剩近2万吨,对此已无“疑”可“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而是应该冷静面对。需要研究的,应是如何认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我觉得卢作孚虚报运量不是什么大问题,为了使政府各部门和社会上更了解民生,树立更佳形象,以求财政补贴,摆脱亏损的煎熬。这种做法是亏损逼出来的,应予谅解。它无损于卢作孚的形象。

卢作孚决策迟缓导致器材积压的问题不值得思考吗?

  《撤退》第五章第三节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卢作孚为什么迟迟不增派船舶开辟短途航线,而要等到武汉失陷、他到达宜昌后才采取这一措施?此实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06页)令人吃惊的是,卢文竟说“黄著却硬要无中生有,认为此实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6段)首先看是不是我无中生有。卢作孚10月初提开辟短途航线,但一直到11月1日开始执行。如果卢作孚10月初积极准备,10月10日后即可开辟宜巴(东)、宜巫(山)等短途航线。推迟了20天,丧失了20天中水位时间就是推迟运出1.5万吨。

  实际上,卢作孚提出开辟短途航线的时间已经很迟了。9月29日武汉最后一道屏障湖北田家镇要塞失守,武汉无险可守。而当时宜昌积压器材数量,8月以后即以每月一万吨之速度上升。9月16日,42250吨;到11月4日已高达82587吨。这是由于卢作孚一直未开辟短途航线,造成的严重局面。如果日军攻陷武汉西攻宜昌,我们的工业设备将遭受惨重损失,(1940年日军过襄河攻下宜昌,仅12天)在9月开始实行,利用长江中洪水位的黄金季节,宜昌器材可迅速疏运,武汉失守后之宜昌撤运,不致出现如此紧张的场面。

  从以上情况看,卢作孚决策迟缓,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硬要无中生有”?面对这样一个事关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不值得思考吗?

  其实这个问题才是卢作孚八年抗战中最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当时卢作孚不是不了解形势,他突然改变原意,推迟抢运时间,一定有他的深谋远虑,只是我们一时还不理解。《撤退》给卢作孚的研究专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研究课题,努力去思考吧!

是“顾全大局”还是为民生小局?

  大撤退期间,中下游船舶避难进川,将选择合适的航线经营,以维持生计。卢作孚为了保护民生利益,提出渝合(川)、渝涪(陵)两条航线专营。不允许其他公司船舶航行。航线属航政局管辖。汉口航政局长王?反对卢作孚主张并向交通部“签呈批驳”。卢次长找王?谈话,仍遭王?拒绝。10月8日,卢作孚提出在渝合线安排8艘,渝涪线安排4艘航轮经营。这一举措,郑璧成称赞为“塞满各航线之计”。民生的船把航线塞满了,“外面虽有船来,也无可竞争”。外来船员生活困难怎么办,从交通部次长的角度他当然可以设法以“救济办法”解决之。五天以后,他又提出新举措:“……可航行者,可租与民生,使在整个调配之下。加强运转力量,万不可有竞争之举,使皆无生存余地……”外省船舶进川后租给民生,就是排斥他们参与经营,这是无需辩解的事实;避难船的船东和船员都属难民,他们参与经营,能混一口饭吃已不错了,哪里是想与民生竞争?怎么可能使民生“无生存余地”?卢作孚并不是不知作为部长应该从全行业的大局出发,但是他对民生利益丝毫不放松。

  王?为处理专营案,特组织航线调查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渝合渝涪两线,一年以内定期客货班由民生担任,不定期船各公司均得经营。交通部长张嘉?的批文赞赏处理方案“颇费苦心”。《正误》说:“作为王?上级的卢作孚没有坚持己见,而是听从了汉口航政局的决定。”实际上,卢是不得已而执行交通部的批示。在交通部的批文下达后,卢作孚手下四大将郑璧成、童少生、(在宜昌)李邦典、彭瑞成联名上书张嘉?,坚持要求专营,遭张部长的拒绝。至于卢次长的办法“顾全大局”,还是张部长批准的王?提出的办法“顾全大局”。读者自可一目了然。

  对于一个已被历史否定的专营方案,到今天还认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经营理念和高尚情操”,不知什么原因。

  谈到卢作孚与王?的关系,建造木船的数量是237艘,卢文夸大为2000艘。对建造改良木船,说是卢作孚做出的决定,没有根据,因此说民生不害怕竞争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更是无从谈起。如果说竞争,木船怎么能与现代化的轮船竞争。抗战初期,民生承受不了运输任务,才把木船请进川江,大量四川支流民生的船又进不去,扯不上竞争的问题。

卢作孚亲自过问,民生合作企业迁运较为顺利

  民营厂矿西迁过程中,我认为:“与民生实现投资合作的企业,总体来说,其西迁入川较为顺利。”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这个判断后面不应衍生出:“没有与民生投资合作,西迁入川就不顺利。”对民企西迁民生都很重视。但是,其顺利程度,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看机会。一般来说,运力充裕、私下议定的运价较高的,即使不属合作企业,也会积极作出安排。兵工器材积压多,运力紧张,即使是合作企业,也会停滞。

  选择中福等四家企业合作,对后方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他们的迁运,给予较好的条件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人给他扣“全抱营业主义”的帽子。也没有必要去找一些材料,说明对迁运各厂一视同仁。

对民营厂矿上迁的重视

  1938年6月7日下午3时30分,军政部根据蒋介石命令召开讨论军公物资抢运问题会议,卢作孚参加。会议议决的结果,长江中上游运输吨位全部被各家军事物资单位占有。商货,迁厂物资停运。卢作孚开完会后,立即电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要他:

  速将存宜包装之伙提前赶运,豫丰厂货盼亦速陆续运渝。

  6月12日,卢作孚又电李肇基:

  民营迁厂器材存宜昌尚不少,弟意未奉命停运之前,请即设法逐日运出若干。

  卢作孚利用停运其他物资命令下达之前的短暂间隙时间,紧急部署迁厂物资的赶运,可见其对迁厂物资之重视。中福迁运受到卢作孚的特别关注

  与中福的合作与迁运过程,《正误》以孙越崎在1985年12月写的事过47年后的回忆录来否定卢作孚的书信原件,颠倒了是非。卢作孚于1938年6月12日致康心如等3人的信中说:

  弟乃商之于经济部翁部长,以与北川、天府合作,得其赞同,先投资75万,北川、天府亦共同投资75万,共成150万之资本。如此,则财力、物力、人力皆得极大之帮助,诚为不可失之机会也。……(该信已由卢国纶在《武汉文史资料》上发表)

  这封信说明卢作孚早有谋划,主动出击,反映了一个经理人善于抓住商机的经营才能。这个过程,我在书中写的很清楚(第252页)。不知为什么非要把它写成:“孙越崎主动提出与民生公司下属企业天府煤矿合作,得到卢作孚的首肯。”

  主动精神是一种优秀品质。不应把卢作孚的这种精神抹去。

  《正误》说卢作孚在坐镇宜昌指挥抢运期间“克己奉公”未便先运中福的器材,即《撤退》记载的由湘潭转到宜昌的上千吨器材。对这批器材,卢作孚在宜昌抢运紧张之际,亲自分配,将中福、大鑫等合作企业的器材优先运出,11月3日到22日,从宜昌到达奉节的船,装出中福、大鑫迁厂器材410.5吨,其中中福器材为337.5吨,11月22日才开始发送兵工器材去奉节。中福器材优于兵工器材(123、148页)。12月2日前,中福千吨器材全部到达奉节、巫山、巴东,孙越崎于12月2日特函民生表示谢意。

  《正误》对我所记迁运情况只字不提,而运用孙越崎的回忆说:“没有想到卢作孚在‘坐镇宜昌,亲自调度督运’期间,却‘审时度势,克己奉公,……未便先运中福公司的器材’,……可见黄著所言中福公司因为与民生公司合作而率先被安排运输,是多么违背事实。”现在看看,是谁“多么违背事实”?

周恒顺西迁重庆 卢作孚一箭双雕

  卢作孚对恒顺厂内迁的条件,除了要和周恒顺合作外,更要恒顺厂主持人周仲宣之子周茂柏到民生厂当厂长。(周茂柏是留德的技术与管理专家,在资源委员会任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恒顺如同意,民生负责把恒顺设备运往重庆。

  我记述周仲宣对民生协助迁运的条件不满,认为卢作孚是“乘人之危,虽心怀不满,但为了保存财产,也只好同意”。周仲宣的评语,符合周的身份和性格,否定不了的。

  《正误》说“周茂柏后来被卢作孚诚聘为民生机器厂厂长”,错了?是首先把周茂柏搞定后,才对合作办厂进行实质性商谈的。(264、265页)

  为延揽周进厂,卢作孚费尽心力,在武汉卢作孚向翁文灏提出要求。翁文灏开始不同意,并立即通知钱云黎召见周茂柏,提出“政府正需人之际,万不可离去,况且飞机马达制造厂尚未完成,尤不能中途离去”。卢作孚不顾政府的需要,坚持不断做周的工作,周氏家族为了恒顺能早日迁川,赞成茂柏去民生。翁文灏也松了口,于是周茂柏到了民生厂,并发挥了他的技术与组织指挥才能,使“得病过深”的民生厂面目一新,为民生提供了大量运力。

  《正误》说:“如果民生公司只顾私利,会取得这样的成效吗。”飞机马达厂对我国尚未诞生的航空工业,多么重要!民生公司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把周茂柏挖来,才解决了民生厂问题,才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周茂柏9月到民生厂后,10月即开始合作商谈。卢作孚10月间发郑璧成函:

  恒顺厂合作事,盼与茂柏商定,并将存宜之器材详开宜昌,函少生兄设法提前助运到渝,赶工安装。如可助民生担任一部份修造工作,则更应提前办理此事。

  10月11日晚间,郑璧成函卢作孚:恒顺现在宜昌机器一百五十吨,材料一百八九十吨,民生速即设法运川。

  11月8日宜昌抢运极为紧张。卢作孚对恒顺迁运问题,在郑璧成的来函上有如下批示:

  “虑来不及抢运,待一周后斟酌情况决定”。

  恒顺厂器材在宜昌停滞了半年后,由于周茂柏进民生厂及恒顺同意合作,在宜昌抢运期间由卢作孚亲自安排启运。

  11月间,武昌裕华纱厂请民生协助运器材进川。民生业务处副经理杨成质答:“恒顺与本公司合作,民生已派专船运输,你公司可否与我合作。”可见,与恒顺合作成功,已被作为经验推广。(237页)

  综上所述,与民生合作的企业,“西迁入川较为顺利”这句话符合事实,无可指责。对这件事也无须大惊小怪。商人没有心计,不抓住时机,不发挥自己的优势,能在商战中取胜吗?卢作孚与这四家企业实现合作是巨大成功,满足了大后方经济需要,又解决了修船困难,为民生赚了一把,为民生渡过战时经济困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生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领导人责无旁贷的重大职责,对民生史与卢作孚研究中,有的人避讳谈谋取经济利益,只谈为社会服务,是一大偏差。应该转变观念,理直气壮地,研究民生获取利润与节约开支之道。

责编: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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