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生活史》

    作者：陈存仁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定价：38.00元

    □书评人陈夏红

    2008年时值民国著名中医陈存仁先生诞辰百年。

    以此诞辰百年纪念为由头，陈存仁先生的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以下简称“陈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近期重刊。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民国生活史，涉及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与传播有很大作用。

    笔者之所以阅读陈著，主要是想了解民国法律圈之外人士对于这个群体的观察与记述，也就是说个人对于民国法史的研究兴趣是很大一个原因。这位老中医笔下的民国法律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且不妨细细读来。当然，丑话说在前头，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剑走偏锋、吹毛求疵之处恐怕难免，还望读者诸君多多谅解。

    陈存仁青年时期决心学医后，发现阅读中医旧籍需要较高的国文程度，急需拜一位国文教师学习国文。

    在陈著第16页，讲到作者拜姚公鹤为师学习国文时，陈存仁写道，“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这个细节指出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即儒学大家姚公鹤在民国初期的法政热潮中，亦不免随波逐流办了一个法政讲习所。而且，次页的记述中作者亦对姚公鹤的人际圈子进行了列举，其中提到著名法学家董康，“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的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作者对于姚公鹤、董康两位法律人的无意中介绍，再次印证了笔者这么一个判断：民国时期的法政学人，大都既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熟稔西方法学文明之精髓。事实上不仅姚公鹤、董康如此，更有名气者如吴经熊亦是如此，都是能够跨越中西文明而集大成者。

    民国时期法律、外交大家伍廷芳亦在陈著中有间接反映。陈存仁在讲述章太炎嘻笑怒骂皆成对联的功夫时提及了伍廷芳。陈著指出，伍廷芳晚年研究灵魂学，提倡养生术，自谓可望活至一百岁。在陈炯明炮打观音山之后，伍廷芳奔走折冲，舌敝唇焦，忧急而卒，而且在遗嘱中决定要效法西方的火葬。对此章太炎闻知后，即成一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章太炎巧用伍子胥和武大郎的通俗典故，在陈存仁笔下写来则妙趣横生。

    对于著名的法律人曹汝霖陈著中亦多有提及。曹汝霖是陈存仁妻家之姑丈，和陈存仁也算是近亲。在陈存仁笔下，“我看到他（曹汝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物，面貌依然容光焕发，不过头发已经灰白，但不像一个老年人，他对人谈话和蔼可亲，令到我们做小辈的人觉得很有亲切感。”此后，曹汝霖的名片对于陈存仁在北平的行走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北平以较大折扣搜求医学典籍、顺利邮寄中医古籍、摆平药王庙“窃”书案等等，简直成为了陈存仁在北平的通行证。

    比如在第143页作者提及药王庙风波之后向曹汝霖借车的事情：“我想到我闯祸的那次是囚车把我从药王庙押走的，心想这一次去药王庙，旧地重临，一定要坐一辆北平名人私家车，才够威风……因此我就向曹润老借了一辆汽车，牌子是雪佛莱，车牌号码是六六，这号码是当地尽人皆知的。”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其时世人对于曹汝霖的评价，并没有我们现在动辄“卖国贼”这么简单，曹汝霖仍是居住在北平城内的谦谦长者。

    另外一则和法律人关系密切的史料，则是陈存仁作为沪上中医代表之一，和同仁一道前往首都南京抗议卫生部的废止中医案。这部分内容集中在陈著第五章。中医存废之争是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之后，所发生的第一起政府与国民意志相去甚远的冲突，废止中医的总后台是法律人出身的汪精卫先生。在南京，代表团一行先后拜会了于右任、林森等党国要员。

    由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有病，法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了陈存仁一行。

    “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他说：”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无独有偶，其时担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亦于1911毕业于山西法政学校。这次请愿的结果，使得废止中医案无疾而终，陈存仁等大获全胜，其中焦易堂、薛笃弼等法律人实在没有功劳但有苦劳。

    笔者颇感意外的是陈著提及的当时的“北方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亦是法律人出身。按照第142页施今墨先生的简历，施今墨出生于1881年，幼年师从舅父学习中医，1902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堂，1906年进入北京京师政法学堂攻读法律，学习之余，仍孜孜不倦钻研中医。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参加孙中山就职典礼，后来以客卿身份留在路军部，协助陆军总长制定陆军法典。在笔者先前的知识视野中，同时懂得法学和中医的法律人只有杨兆龙一人，而且杨、施相比，仅就医术而言施今墨绝对在杨兆龙之上。

    陈存仁笔下亦记述了自己亲历的几件法律诉讼，其中一件即是1931年前后同道陆渊雷控诉陈存仁诽谤案。陆渊雷亦系沪上医门人，他起诉陈存仁的理由，是陈存仁创办的《康健报》上刊登一则消息，说陆渊雷与医校女生有师生恋，“描写得我人格扫地，由下学期起，我已被学校解聘，所以你要陪我二万四千元损失。”这二万四千元在当时算是一笔极大的赔偿。实际上，陆渊雷起诉陈存仁有很大敲诈意味，当时陆渊雷连房租都付不起，而陈存仁则是收入不菲的名中医。当时的诉状是连印花税在内收工本费三元，至于诉讼数额则可以随便乱写，因此陆渊雷的代理律师汪孟潇则漫天要价，准备和陆渊雷“树上开花”，即案件初期代理免费，胜诉后三七分成。在姚公鹤先生的指点和友人的帮助下，居然拿到了陆渊雷师生恋的有关情书，最后在庭上大获全胜，陈存仁无罪，而陆渊雷连二十四元诉讼费都交不起，和律师两人拼凑不到十元钱，在朋友当场当掉衣服后才付清诉讼费。关于此案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民国时期民事诉讼的极好的样本。

    此案后，医门同道居然认为陈存仁是一个法律专家，凡是有法律事务都来找陈存仁咨询，比如外科名医顾筱岩执照被吊销案，最后就是陈存仁致函上海市长吴铁城，认为市卫生局没有吊销医疗执照的法定权力而追索回来，也算趣事一桩。

    言长纸短，这部30多万字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所记述的民国法律人，绝非上述简笔素描所能囊括，间接的转述亦使得陈著的趣味荡然无存，因此，感兴趣的读者自可细读该书。描述一部具体而鲜活的民国法史，绝非老中医陈存仁的本意。但其依靠翔实的日记而撰写成的这部回忆录，却无意中鲜明地记载了琐碎而具体的一段民国法史，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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