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由于当时尚未进行过独立的科考活动，所以还不具备成为协商国的条件，也没有表决权。当年9月，我国第一次出席《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从座次排列到文件发放，都是二等公民待遇，特别是进行表决的时候，大会主席把榔头一敲，缔约国被请出会场去‘喝咖啡’，连表决结果也无从知晓。”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提起这段并不愉快的经历，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依然难以释怀，“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原因就是你没有(考察)站。”

    追昔抚今，20多年后，中国已经在南北两极拥有长城、中山、黄河三个常年考察站，而且，“十一五”期间，还将推动第三个南极考察站的建站选址……今天，中国在南极问题上不再会遭受那样的屈辱。

    然而，随着一个“体系外国家”渐渐跻身于极区考察大国的行列，人们发现，有些国家的态度，也开始由最初的蔑视变得更为复杂。

    抵触

    1984年11月，中国“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和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首航南极，登上了乔治王岛。可是，在这块智利、阿根廷和英国共同要求领土的地方，“东道主”起初并不十分友善。

    “对于那一次中国代表团的南极之行，智利外交部甚至提出要全程‘陪同’。”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鄂栋臣教授告诉《环球》杂志，“此外，就连我们的飞机飞得稍微低一点，智利也经常会来找上门来，质问我们破坏生态。”

    “虽然后来智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欢迎中国建站，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不是为了拉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平衡苏联等国在南极的影响呢？”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气氛下，在冰天雪地中鏖战三个月之久，1985年2月20日，包括鄂栋臣在内的“外来客”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同年，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然而，中国科考队还没来得及庆祝，西方的消极舆论便纷至沓来。长城站刚刚建立，绿色和平组织便令人匪夷所思地质问，“南极的企鹅都到哪里去了？”

    更有甚者，在1994年出版的《国际环境政治》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洛兰埃利奥特还如此回顾了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国科考队把鸽子和宠物带到了南极……还有人看到，他们把企鹅当作足球踢来踢去……这些行为都应该遭到严重的抗议或惩罚，但是没有，邻近的其他国家的科考站仅仅是低调地与长城站的负责人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告诉中国人他们做错了。于是，这位作者得出结论：“这明显说明一个问题，服从规则应该被视为接受教育的过程。”

    无独有偶，在《治理冰冻的共有财产：南极政权与环境保护》中，来自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克利斯托夫乔伊纳似乎也“见证”了相同的情景：(中国人)手持木棒和玻璃瓶追赶企鹅，它们的栖息地被扔满金属物体……德国水文学家的大量科学实验遭致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