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俗称“彩塑”。是我国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我国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发展到汉代时，泥塑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到了唐代，泥塑艺术达到了顶峰。宋代时，不但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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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人蔡”第四代传人蔡大权
有许多人专门从事泥人制作，作为商品出售。北宋时，东京著名的泥玩具“磨喝乐”在七月初七前后出售，不仅平民百姓买回去“乞巧”，达官贵人也要在七夕期间买回去供奉玩耍。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泥塑生产。
位于成都市城北的文殊院，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院内文物荟萃，宝物众多。除了人们熟知的天题瞻榜、双杉表瑞、群窟涌光、田衣绚彩等著名的“空林八观”外，寺内还珍藏着许多珍品，其中有一尊高25厘米的成都寿相阁出品的泥塑“悟修方丈小像”，就是成都“泥人蔡”第三代传人蔡缉武1911年的杰作。此方丈泥身着米黄色僧衣，白领朱履，形像朴素而生动逼真，人物立体造型准确，面容自然、光线明暗真实，达到了以假乱真的传神境界。
成都文化名人流沙河在《悲欢离合了无痕》文中自述其离奇身世时，对童年时的“寿相阁”仍记忆犹新：“忠烈祠南街最早名叫双桂堂，清光绪年间，改名为会府南街。据母亲的口述，这条街上有两位大名人。”第一位即为蔡缉武，先生母亲对其赞不绝口。在先生的回忆中，蔡开寿相阁，正对流沙河家所在的大院。“寿相阁专捏丧家塑像，具体而微，逼真传神。母亲一生，每见塑像，总要谈到蔡缉武如何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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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大权作品
在“泥人蔡”第四代传人蔡大权的家里，蔡大权对前来采访的我们谈起他的父亲蔡缉武。在他的回忆中，让他终生难忘的，并不是其父高超的泥雕艺术，而是20世纪40年代在忠烈祠南街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从寿相阁回家的蔡缉武，快到家门口时，看见一个贼头鼠脑的小伙子从他家中窜了出去，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蔡缉武的心头，自幼习武、拳脚了得的蔡缉武威而不怒叫了一声：“站住！”惊恐的小偷呆若木鸡，浑身打抖，像一个木桩子立在了院子中。蔡缉武一脸平和，轻言细语说道：“你别怕，把东西拿出来。”小偷双手哆哆嗦嗦从怀中摸出蔡家祖传的长明灯，惶恐不安地交到蔡缉武手中，这时，院中围观的人已经很多了，大家七嘴八舌高呼：“打！打！”蔡缉武右手接过自家的“神灯”，左手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一把钞票递给了小偷：“你拿去。以后你再也别干这个了。”小偷猛然跪在了蔡缉武面前，痛哭流涕。作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父亲的高风亮节、文雅宽容，在蔡大权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下了根。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艺术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民间艺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与帮助。作为民间泥塑艺人代表的蔡缉武，也沐浴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中。他应邀出席了成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一届工艺美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1953年蔡缉武被西南民族学院聘为学院博物馆工作人员。他在博物馆里塑了一组《西南民族人物群像》泥塑，群雕由西南地区40多个不同服饰不同个性的少数民族人物组成，每个塑像高40cm，造型真实、生动。1957年蔡缉武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工艺美术代表大会，在北京与天津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明会面合影。会议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观看了他的泥塑作品，当面对他叮嘱道：“家传艺术，不要失传，代代传下去。”
党和国家对一位民间手工艺人的亲切关怀，使蔡缉武深受鼓舞，虽然时已暮年，他却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并在此期间创作出了一批引起极大社会轰动的泥塑作品，他这一时期的力作，如：丁宫保、俸权、诸葛亮、庞统、西南少数民族人物群像，李白、杜甫等塑像，如今已作为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分别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等处。作为蔡氏泥塑的代表人物，蔡缉武的名字也作为辞条正式编入1989年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
蔡缉武（1886-1967）泥塑艺人。成都市人。从小随父学习传统泥塑技艺，并不断创新。擅塑人物，生动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西南民族学院泥彩塑创作，又为杜甫草堂塑造杜甫、李白像，均有好评。曾出席全国艺人代表会议，为省政协委员。人称“蔡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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