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在中南海说相声 曾受命给病中毛泽东录制

著名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 中新社发 任晨鸣 摄

 
    1994年，中国新闻社前任社长诸有钧（右）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中）、吴江（左）合影。 中新社发 中新社 摄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与我”的大型征文活动，我将父亲所写的《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寄了过去。后来，这篇文章与曾志同志的回忆文章一起荣获了一等奖。只可惜颁奖仪式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是我替父亲去毛主席纪念堂领取由余秋里同志亲自颁发的奖品和证书的。奖品是一块有8个角的长方形镀金手表，表盘上绘有毛主席头像和“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的铭文。据说此表只做了100块，十分珍贵，我领到的一块是027号。此外，还有许多书籍，多是回忆缅怀领袖的专辑。其实，中南海里喜欢听父亲相声的还有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热爱相声的“观众”，也许这个曲种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加式微了。至少，后世再也见不到侯宝林表演时的风采了，因为父亲一生唯一的十几段相声录像，正是1975年专门为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录制的，尽管那时已经不再是父亲舞台生涯的黄金时段。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会期间，父亲接到命令：为病中的毛主席录制相声。直到今天，没人知道：当初是谁作出了一个这样大胆的决定？是谁制定了录像的内容？为什么只选中侯宝林的？为什么多数为传统作品而很少新编的？为什么最终只录制了10个大段和2个小段？毛主席到底看到这些录像没有？没人解答。当然，这些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1965年10月父亲最后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到1975年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时间过去整整十年，从单位的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如果干这件蠢事的不是我……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那服装箱里取出的大褂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虫眼儿，好在那时的录像设备和今天的无法相比，清晰度不高，只要不用特写，观众是看不到的。1992年，我亲手将这件承载着重要历史的浅灰色纯毛哔叽的大褂扔掉了，父亲当时想制止我，我强词夺理地说，是怕放在家里把其他的演出服都感染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以往，如果父亲不生病，不是病天，父亲听我解释后，只是用一种非常凄凉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叹了一口气，就再没说一句话。后来，每当我想起他当时的目光和叹息时，就会立刻哽咽，眼泪也会夺眶而出。我为我的无知和莽撞深深地懊悔。父亲的确是个智者，他一向懂得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不同的孩子和学生。像我，父亲很明白，早晚有一天，当我的意识苏醒时，我的自责会远远大于他当时对我的几句训斥。

    因为演出中断了十年之久，历经沧桑年近花甲的父亲担心自己会忘词儿，就请人将台词写成大字报的形式，悬挂在摄像机旁以防万一。为了配效果，临时调来几十名警卫连的战士充当观众。不料这些小战士多是农村兵，很多人根本没听过相声，又是天南地北哪儿的人都有，语言障碍、文化背景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搞清说的是什么。最后，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一个懂行的明白人，手擎一面小旗，需要笑声的时候，将旗高举，大家就笑。不管台上说什么，只要用眼睛盯着那面旗子跟着笑出声就可以了。这就是现如今，中央电视台经常播放的侯宝林郭全宝对口相声录像的来历。不幸的是，据说其中《卖布头》、《戏剧杂谈》已经部分脱磁，不能再用。

    下面是几段父亲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的故事。

    有一次，父亲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应邀和中央首长一起观看卓别林的电影《杀人喜剧》(又名《凡尔杜先生》)。父亲被安排坐在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身边，电影是原文的，王光美同志负责为刘主席翻译。很快，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药瓶的特写，标签上的英文自然难不倒这位师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她读出声：“CHLOROFORM(氯仿)。”然后又小声地自言自语：“CHLOROFORM是干什么用的？”坐在她身边的父亲轻声说：“是一种麻醉剂。”“您懂英语？”王光美同志显然很诧异。父亲急忙解释说：“不！我只是看过剧本。”显然，这次意外的接触，给这位国家主席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她对父亲有点“刮目相看”。父亲再次见到王光美同志已经是十几年以后，1977年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了。在经历了十年之久的生死磨难以后又能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动，相互牵挂着的心总算得到了慰藉。或许是注定的缘分，这年“十一”的国庆招待会上，他们的座位恰巧又被安排在一起。从那儿以后，王光美一直关心着我们全家人。就连后来我们住的木樨地国管局属下的房子，听说也是她和叶子龙、郑天翔等几位老首长帮忙争取到的。

    1981年1月，王光美将一份她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回忆文章――《永恒的纪念》托人送给家父，标题上方有王光美亲笔题写“宝林同志指正。王光美81年1月28日”的字样。这份报纸一直被父亲珍藏在他的档案柜里。1982年6月，我家搬到木樨地24号楼，我家终于和王光美成了邻居。自此，每年都会收到她通过传达室转来的新年贺卡。我在父亲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封王光美1989年2月3日写给父亲的亲笔信：“宝林教授：您赠我的熊猫烟，我已转送给‘刘少奇纪念馆’保存，并将陈列于其怀念室中。您的真情厚意我也向主管同志转述。谢谢您对少奇同志的深情怀念。紧紧地握手！王光美。”那一刻，我似乎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刘主席生前喜欢抽“熊猫”牌香烟，这种烟“文革”后已不多见，父亲偶然得之，转送王光美，以示怀念之情吧。1991年底，父亲胃癌手术后，王光美还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家里看望过父亲，其时，她自己也是乳腺癌术后不久的病人。由此，我们全家人都对她充满了感激和钦佩。

    父亲在一篇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1950年我在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周总理坐在毛主席和朱老总中间。当时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刚发表。那天我在“垫话”里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使用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这时只见总理高兴地笑了，先拍了拍朱老总，又拍了拍主席。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意思是：你看，连艺人也学马列主义了。又有一次，那是1956年在怀仁堂，父亲和郭启儒先生合说《阴阳五行》，当说到最后“锅字怎么写？”“左边一个金……”“有金了……”时，总理情不自禁地“口害――”了一声，同时一甩手。恰似捧哏的演员说到这儿时的手势，显然总理完全进入了情节！因此，父亲认为周总理是最好的“观众”，听得认真、仔细，哪里好哪里不好，演员政治上、艺术上有没有进步，都听得出来。在一次联欢会上，我母亲陪周总理一起跳舞，总理边跳边对她说：“宝林同志放手一点嘛，写一点东西嘛！”其实，总理是在鼓励我父亲，要他解放思想，多为人民创作好的相声。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时，父亲正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听家人在电话里说，接到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通知，父亲立刻连夜乘火车从大庆赶回来。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深处永远怀念这位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总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天，陈毅副总理接见外宾后从北京饭店走出来，正准备登车，突然一声巨响夹杂着人声从东边的东单体育场传过来。陈毅同志停住脚步，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打电话问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很快，有人报告说，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对北影演员剧团的篮球比赛，票早卖光了，很多球迷滞留在体育场外，希望一睹明星们的风采，刚才因为侯宝林投篮命中，观众把检票口挤塌了。陈毅同志听了笑着用他那浓重的四川方言说：“侯宝林又跑到这里来出洋相口罗！”

    “文革”前的一个冬日，天上下着雪。因为临近过年，演出后，中南海特意安排了招待宴会。待到酒足饭饱，大伙准备“打道回府”，刚走到宴会厅门口，父亲正好碰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盛情难却，父亲被拉回去接着喝。以后，每当有人夸父亲酒量好时，父亲就会颇为得意地提起此事。他说那天由于心情激动，一连又喝了17小杯茅台，还拒绝让人派车送他回家。那时，我家就住在复兴门外真武庙广播局宿舍，距离中南海不算太远。父亲一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往南，再往西沿着长安街往家走。天已近午夜，街上行人寥寥。走到西单路口时，父亲看见一个捡烂纸的男子在雪地里费力地拖着一个大麻包，朝宣武门方向艰难地走着。父亲站在那儿，看着他渐去的背影和雪地上留下的一溜擦痕。或许是回忆起自己儿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吧。这时，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子停下来，车夫问父亲是否需要雇车回家。父亲从兜里掏出两元钱交到车夫的手上，用手指着那个捡烂纸的人对车夫说：“劳您驾，把那个人送回家吧！”

    父亲到家，将当晚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告诉了母亲。许多年后，父亲去世了，也是一个雪天的夜晚，母亲将这个故事娓娓地讲给我听。

    （本文摘自《七嘴八舌侯家事儿》，侯鑫著，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

责编：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