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传播学术圈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争论：文化含量高的东西究竟是否适合用电视这样的媒体来传播？答案往往是否定的。最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去年9月终被收视率“末位淘汰”的央视《读书时间》。1996年开播的《读书时间》是全国第一个读书节目，它的出生带动了各地读书类电视节目的扎堆开播。但随着它摇摆于大众化和精英化之间“两上两下”，全国读书类电视节目也经历了落马、复苏再落马的反复。最初，《读书时间》在追求文化品位的同时，失去的是大批普通电视观众。2003年，“末位淘汰”风乍起，倍感收视压力的《读书时间》从2004年2月进入试图大众化的全新阶段。然而大众化了的《读书时间》还是回天无力。懂得读书的人贵在有自我的立场和主张，不会随波逐流，媚俗者绝不是读书人。这一转变从一开始就已经背离了书的灵魂和实质，怎能侥幸存活？
而《百家讲坛》的冉冉上升似乎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答案。这一央视科教频道2001年7月推出的名家演讲类节目，内容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注定要秉持一种“硬邦邦”的学术风范。开始的收视是波澜不惊的，但2003年的《新解红楼梦》使这一栏目声誉鹊起，而2004年5月开播的《清十二帝疑案》更是把收视率推向了一个高峰，最高收视率达到了0.57%，位居科教频道的第一，平均收视率也在0.17%以上，持续在科教频道一周收视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当年在科教频道32个栏目的综合排名中居第三。由主讲人阎崇年以这一系列节目为基础扩写的《正说清朝十二帝》2004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两个月内重印5次，累计印数达到7万册，多次占据北京市及部分地方书店销售排行榜的领先位置，至今畅销不衰。
《百家讲坛》在电视传播学术、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不小成就，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困惑。比如说，如何彻底解决学术性较强的栏目所面临的三组矛盾―――精英化与大众化，学术化与市场化，严肃化与商业化，如何使人文学术与大众传媒水乳交融地合起来，这其中有许多难点问题仍未破题。日前，在《清十二帝疑案》最后一集刚刚播出之时，《百家讲坛》请来几期热点节目的主讲人与大众传媒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真理越辩越明，在专家学者的碰撞交流中，电视如何更好地传播学术、文化的思路渐渐清晰，而那句著名的论断“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使学者浅薄”正在成为过去时。
■悬念究竟有多重要？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处长王甫说，《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悬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从它的名称上讲就是清十二帝疑案，一个疑字带来了关注度。因为这种使用悬念会对讲座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会为历史素材带来一个重新的使用方法，甚至说会对观众的认知心理，对他的感知过程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使观众始终处在一种探求的心理层面，始终处在选择答案的抉择当中，这点是吸引观众很好的手法。
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主任于丹说，悬疑永远都是电视的基础卖点，我们看电视剧，最大的吸引就是命运的未卜，悬念链的生成。中国的文明，源头上就要消解疑案，把所有的悬疑、民间的戏说统统斥之为野史，在正统的文化或者在精英文化中，从来是对疑案嗤之以鼻。清十二帝疑案最大的成功，就在于把所有的戏说都摆出来，一一纠正，这就让我们似是而非的历史经验系统可以逐渐接近真相，如果从一开始就拿出一个教授的姿态去跟大家宣教的话，那么首先不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大众，而是大众用遥控器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所以我觉得对疑案的选择是这个系列最大的成功。把野史的很多资料有效嫁接到了正史里面，用这些资料去接近大家既有的经验系统，再用意料之外的正史的经验系统去给大家一种解读，这应该是大众传媒可以普泛借鉴的一个经验。
即将在《百家讲坛》开讲《明十七帝疑案》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毛佩奇说，有人问是不是悬念是最难的？我回答说悬念不是最难的，随便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花为什么是红色的，就可以续下来。你把正确的东西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受众，这个是最难的。怎么样让他能够听，听下去，听得进，能够接受是最难的，我在准备十七帝疑案的时候，每一集都写了一万几千字的稿子，有的时候搂不住一讲，讲了一个半小时还多，还是就要四十分钟，怎么样从纷繁复杂的材料当中抽取最精华的，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告诉老百姓，这是最难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很短的表述，说的是最复杂的自然科学的观念。我们中国文化界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大家写小文章”，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举起重来就是重，像当年叶圣陶先生写语文知识，王力先生写诗词格律，都是大家写小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扬体说，调动观众的趣味，要避免完全趣味化。悬念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崇拜悬念，因为学术性的节目，有时候恰恰是某种悬念的切入，往往就把你的结构分解了，结果分解了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注意的是这个悬念所引导的结果，而不是学术思想本身所能覆盖的，学术思想覆盖面有时候大于这个悬念。所以我宁愿有一些人愿意听见你创建的有新意的观点，而不是在于你解了一个具体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统一，悬念是很需要的，但要避免某些时候悬念对学术思想的妨碍。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说，阎老师的教态非常好，他不了解电视的收视率这些事情，所以没有玩弄技巧，这是最大的成功。
■收视率究竟有多重要？
刘扬体说，我要提出有一些频道不能用收视率来定节目的高低。你怎么可能要求科教频道都跟娱乐频道一样呢？科教频道里的谈话节目、学术节目、《百家讲坛》又怎么可能跟其他不那么严肃的节目一样呢？单纯地追求收视率是不妥当的。一个大台、一个国家的台要有这个气魄，有的频道就是要国家花钱办好，这是对纳税人对全体公民应尽的责任。不能要求这个频道你们一定要把收视率搞好了，不然在各种待遇上如何如何，这个是不对的。真正有魅力的东西是思想的魅力，是学术思想真正的创建，而这个创建用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这就是最好的。不要期望他表达出来一定是收视率很高，学术节目不像娱乐性、新闻性节目那样建立在及时性的满足上，其收视率不是马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它的收视率得假以时日，一个叫做水滴石穿，第二个是水到渠成。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说，大家都提到一个又爱又恨的词“收视率”，用来说明自己的成功用收视率，说到用收视率来评价来淘汰的时候大家又深恶痛绝。我觉得收视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是一个媒介产品的社会接受度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再好的东西，如果没有收视率，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知识，我把它形容为碎片化的存在，没有连接成一种价值观念。它就需要引导，需要参照和启示，电视媒介应该起到文化传导的功能。一个没有收视率的节目，不能说是一个好的节目，当然，收视率高未必是一个好的节目，但是收视率不高一定是个不好的节目。我指的是相对收视率，比如一个通俗类的节目，如果社会平均收视率是20％，它只做到8％那就是垃圾节目，但是如果社会的平均收视率是0.1％，你即使做到0.15％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所以收视率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它的问题。很多人在收视率上有这样一种误区，有些人事实上是由于自己的无能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鄙薄收视率的话。列宁说过，理论工作者的最高境界就是透彻，一般人看起来复杂的、一个文化含量很高的东西，他能够用一种人们所接受的方式跟社会分享，这是需要智慧的，需要有专业能力的。媒介工作者经常说，要做专业的记者、编辑，实际上不是指你做一个财经专家、历史专家，即使你做到了这一点，只为史学界、财经界增加了一个专业人士，传播的专家就在于把有价值的东西转变为可以被社会分享的有用的东西。
■电视能承载什么样的文化？
《清十二帝疑案》主讲人、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说，清十二帝疑案一共播出了38集，来信、电话还有一些网上的信息大约有1万份左右，我接到的来信上到90岁的老人，下到8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影响跟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近20年以来，在戏说成风的情况下，人们渴望对清史、清帝、清宫做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我坚持的是“五说”，第一就是正说。你戏说成风我就正说，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告诉听众。第二，细说。教科书讲一些历史的条条框框，没有血没有肉，观众不爱听。我就和编导一块儿商量，要抓住热点、重点、疑点细说。说光绪死，到底是病死了还是害死了、毒死了？我就查了很多的材料，把各家的说法摆出来，然后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别人觉得有血有肉有看头。第三，慎说。因为史学要有社会的功能，要正确传达、传递历史的信息。我跟大家说句切实的话，每讲之前我都要吃安眠药。原来我写过一篇论文，有三个人看就不错，现在不行了，你讲出去之后看的人多了，就会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所以要慎之又慎。第四，通说。比如说康熙，讲讲后宫的事情当然很热闹，但是康熙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光说后宫的事情肯定有人不干。所以既要肯定康熙的历史贡献，又讲了几个历史细节。这几个细致的事目的是引起兴趣来了解历史，不是为兴趣而兴趣。第五就是新说，老生常谈讲几个故事，小学生和中学生有兴趣，但是还有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人怎么办？这部分人有兴趣的就是“新”。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先生说，《百家讲坛》比较好地解决了学术品位和形式大众化的关系问题。这个栏目已经找到或者接近找到了这个最佳平衡点。《百家讲坛》逐渐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学术性、知识性、可听性和画面观赏性于一炉，使尽可能广泛的观众喜闻乐见，可让高中甚至初中程度的一般观众听得过瘾，本领域的专家听了也感到满意，甚至受到启发。《百家讲坛》很好地体现了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这个宗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电视要按照公众对思想知识的需要设置选题。有很多大学里的学术知识不是公众所需求的，但是大学校园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和思想是公众所需求的。比如说对历史的需求，这是人这样一种有文化的生物与生俱来的东西，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这样一种冲动是有深厚的根基的。包括我参与做的电影百年的一些话题，那天跟编导一交流，我发现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个领域前沿的东西，收视反映是一般的，但相反比如讲谢晋电影，也许对学者来说不是很前沿，但是唤起了公众对那段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记忆，反倒有很好的收视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公众需求的思想和知识可能非常适合利用大众传媒传播。
喻国明说，我想到一个词叫做雅俗共赏，现在理解雅和俗是两个词，我理解雅俗是一个词，跟恶俗相对应，包含着高雅的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又为社会普遍享用的文化产品就叫雅俗。从无到有的创新是很难的，但是打破一些原有不同类别东西之间的壁垒就可能形成创新，我认为《清宫十二帝疑案》就是一种创新，把文学的甚至评书的结构形式运用于真实的史料编织中，就像美国电视新闻当中的新闻故事，把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信息的表述，产生了一种新的新闻样式。把高雅的文化通达社会的时候，关键就在于突破两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壁垒，就像女子十二乐坊打破了表演艺术和演奏艺术的壁垒，就形成了新的表达方式等等。
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说，我去年到美国哈佛学习一个月，一个教授讲“三圈”理论，他告诉我们三个圈：公共价值、能力和支持。电视节目今后再选择，先看这个节目有没有公共价值，再看有没有能力驾驭它，然后看讲出来有没有受众的支持。这个东西跟我们搞科研都有关系，科研人员说他的课题往往天花乱坠，仔细一分析是他的兴趣，没有什么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我就说人家研究一大片的管理理论，最后就是三个圈。
源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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