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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怒放的生命》第一集 寂寞的穿越者

CCTV.com  2007年09月03日 10:00  来源:  

    刘雨田:

    

如果你群体是一个样,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那又是另一个样吧。当然,说实话找不到伴,对不起啊,找不到伴。哎,哪个时候,不说了。现在你们以欣赏的眼光在看,那个时候20年前那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状态。不一样,跟现在根本不一样,大不一样,咱们国家发生变化太大了。

    关于刘雨田的身份有很多描述,比如独行大侠,奇人,探险家等等。但退回到20多年前,定义像他这样的人还找不到恰当的词语。

    刘雨田:

    那个时候的人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做这种事,那是,那时候连另类这个词都没有,那是疯子,神经病。

    资深驴友:老怀表

    在我们这邻居来讲,谁家孩子跟我在一起玩,那家长赶紧把孩子拉回去,怕我带着他们家孩子钻大山里去,很恐怖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户外这个词。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出去跟别人讲,说我去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东西了,一个是人家不相信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人家会感到恐怖的,对你这个人,那种地你都能去你都敢去呢?

   

    这是1982年4月,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条新闻:法国作家雅克想要徒步万里长城。这条新闻却深深的触动了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的机关干部刘雨田。长城怎能由外国人先走?随后他萌生了走万里长城的念头。

    刘雨田:

    最后都得了神经病嘛,哦,不是神经病,得了心脏病。就是心就咚咚咚,停了,咚咚咚,又不转了。就是得了心脏病以后,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以后,我这一辈子最怕麻烦人。你看,这这一辈子就别人去照顾我了,我心里一想,把吊针一拔,上路了。

    走出来以后,反而就心慢慢就在路上了,就比较平和了。所以我多少年以后我说了一句话,把病扔在路上。

    走到那个林县以后,别人给我用最好的仪器一看,哎没有了,人说你得的是长城病。

    如今,长城是人们旅游项目中不可缺少的风景,但在20多年前,旅游一词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还是一项奢侈的活动。这些人们想象不到,除了拍照留念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旅游方式。

    资深驴友:双枪老太婆

    

    那个时候到山里头,说我们要住宿,我们没有帐篷,我就穿的那双星牌运动鞋,然后几个人要住宿 只有找到老乡家,老乡都没有见过。说什么叫户外,就不用提户外了,说我们是旅游的都没听说过。你给他房钱他不懂得要,他跟你要粮票。

    资深驴友:老怀表

    那个时候的话,经常是跟家里打个招呼,就说我在同学家住几天,不敢说出去,从家里头偷出一条毛毯来,卷把卷把,胳肢窝一夹,就进山了。

    在这样尴尬的环境中,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迈出了自己蹒跚的脚步。虽然不为社会所认同,但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旁观者无法分享的精彩世界。

    资深驴友:内蒙大夫

    

    我带队去走贡嘎山,走到几天的工夫,第五的一天,看到贡嘎的时候,我看见女队员都全部哭了,贡嘎山形成的一种震撼。就是雪山的震撼真的是令人神往,看到以后都是一种震撼,就看到山那些女的都哭了,男的就看着那个山就这么发呆。接下来,然后就不停的拍照,那天我们的运气特别好,上到山上以后一点云都没有,然后就不停的拍照,一个小时以后这个山就再也看不见了,就被云给包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户外运动基本上是各种专业的国家体育团队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民间户外运动无论从人员规模还是装备上,与之都有着天壤之别。那些民间户外运动爱好者们只是孤独的行者。他们寂寞但又自在的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刘雨田则在把独自行走演变成了一生的生活轨迹。在寂寞的穿越中,刘雨田收获着大自然的美丽,也独自经受着大自然的残酷与无情。

    刘雨田:

    走长城的时候,走路过巴丹吉林大沙漠,遇到一场大黑风,比现在的那根本没法比,那就是好像排山倒海,黄沙柱子一根接一根,一个旋涡下来,你就看到就跟原子弹爆炸的感觉。到最后我就想到,完了,末日,今天就要不知道要遇到什么灾难了,就赶快想拍一张照片,机子留下来,将来留下来,我是这样没有了的。完蛋了,就这样。

    结果我一看,我在那位置太低,我就看到那个沙包上,想站到那个沙包上,可以把这个大场景给它拍下来,结果我还没有走到那个沙包上呢,一下子风呼的一下,就把我吹到底下去了。但是我背有背包,我拿着那个打狼棍,使劲把那个棍子按到地下,然后就跟着包抱着,那就云天黑地。

    大风暴从下午三四点一直刮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刘雨田仅凭口中含着的一块苹果奇迹般熬过这场灾难。之后他又独自走在属于一个人的路上。刘雨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过,此后十几年,他不仅走万了万里长城,而且4次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徒步穿越“死亡地带”罗布泊,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完成的探险项目达86个之多。其中生生死死的经历一直伴随着他孤独的脚步。

   刘雨田:

    现在还活着我就不想死的事,谁都有那一天,都是那样的,你看我还没有成残废人,缺胳膊短腿的,你像走长城到蓟县,黑夜走路,一下就滚到山崖底下了,往下滚,那叫滚坡,那树扎人啊,把我的衣服都成条条了。就在那个蓟县,夜里走嘛。那个是万丈深渊,幸亏抓住这个割人的树,手上都是血了。

    过准葛尔盆地,晚上走路一下跌进雪沟里头,一下把我弄到雪里头,赶快用那个打狼棍拄着,最后爬到山梁上,往那一坐,我就听到我那心脏,咚咚咚,我以为是有打夯的声音,快到有人了呀,或者是打夯机啊,或者是汽锤、工厂,我静静一听这才是自己的声音。

    1989年,刘雨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演播室,他的一头长发却给在场的人出了一道难题。

 刘雨田:

   

白岩松说,刘先生,我们台长说了,这个节目很好,一定要做好。 好,那你就做吧,但是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你说吧。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头发剪掉?为什么?他说这是台里的规定。那就按规定办嘛,就别那什么。那时候刘欢啊还有那好多长头发都不准留的,还有人说,那是什么什么红头文件。这不行,那不做了,咱不做了。结果,最后那个白岩松出来以后有一个导语,由于刘雨田先生从昆仑山探险归来,还没来得及理发,就坐在了摄像机前。

    其实对刘雨田来说,一头的长发完全不是形象上的刻意装扮,而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朴素要求。

  刘雨田:

    我走塔克拉玛干穿越了死亡之海以后,回到城里一照镜子,一看,头发太长了。理理发吧,走到那个,那个时候神经上可能出了一点问题,没带钱,我一看回去拿钱吧,我一看那牌子上,是理一次发1块2毛钱,刚才我在路过大食堂的时候,想起每天打馒头就是一毛钱就一个馒头,1块2毛钱可以有12个馒头,你说吃饭重要还是什么重要,算了,不理了。

    20多年独自行走,这足以改变人太多的东西,这种行走带给刘雨田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更带给他思想深处对生活的独到理解。

    您一个人走,走那么多路寂寞吗?孤单吗?

 刘雨田:

    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他还想寂寞的问题?也就是工作,我的工作就来不及让我思考这些城市的问题。只有回到城市才感觉到,哎呀,坐站不是,没有自己,那种孤独,那种感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迈左脚还是迈右脚,一说就错,那种孤独感就,恐怕就…

    

                41岁的刘雨田
    当年刘雨田第一次踏上长城时刚好41岁,一路走到现在,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刘雨田脚下的路还在继续着,与以往不同的是,寂寞中多了一份心平气和。

    刘雨田:

    我现在还活着,这就是奇迹,真的,所以我面对一切,可以了,太好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了。而且我现在还能够坐下来写点书,留下点遗嘱,很轻松很愉快,我没想到我20多年一直走一直写,我不敢回头看,现在,翻翻过去的那个,让我内心挺感动的。

    当年刘雨田是抱着爱国的信念去独自徒步万里长城。在今天的户外运动看来未免是过激的思想,但在刘雨田心里,这或许是他几十年来寂寞行走的另一种解读。

    刘雨田:

    爱国这一词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一字重千斤。那个东西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觉得我爱国不会错。我觉得,是不是,对吧,爱自己的国土,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这方土地 ,跟爱爸爸妈妈一样的。

    这很厚的一层砾石层,是什么力量带过来的呢,你看他有很多卵石都磨得很圆,所以这个一定是一条河带过来的,现在已经没有河了,现在的永定河在下面,这就说明这是一个老的河流,

    杨联康,北京人,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专业。1981年,杨联康开始了他个人对黄河的徒步考察。

    杨联康:

   

    我真正做的,不是冒险,而是黄河,我们的母亲河,是怎么形成的,黄河和我们民族的过去有什么关系,跟民族的现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徒步是这个目的。

    然而杨联康却想象不到,他的科学考察为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且影响了一大批民间户外运动的奠基人物。

    由于地质学科的特殊性使得它和户外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何解决交通、路线等问题成了早期民间户外运动和地质学科的共同话题。

    双枪老太婆:

    想办法第一解决交通问题,先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那么多班车,特别少,一天只有一趟,或者隔一天才有一趟,剩下的路程,搭人家拉菜的大卡车坐在茄子中间,然后就是拖拉机,坐马车,坐驴车,牛车,什么都有,凡是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全部得用上。

    而杨联康徒步考察黄河的计划要进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这将跨越数个大省,交通工具的缺乏仅仅是次要的问题。

    杨联康:

    我走的时候情况和现在是应该说是相当不同,一开始我从家里头也带了一部分钱,但是最主要的是全国粮票,当时如果没有全国粮票的话就走不了黄河全程。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证明信。这个证明信是比粮票还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我到黄河源头的时候,还受到了检查,当时公安局就弄不清楚我到黄河源头去做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还是习惯着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知识分子监守自己的岗位。杨联康只身一人来到黄河源头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怀疑。

    杨联康:

    当地的公安局长,后来是我的朋友了,他也听不太懂,他说你有什么证明,我说这样吧,你先想法看一看报纸。我要来考察黄河的事情,我们国家,包括人民日报啊光明日报啊很多报纸都已经登过了。这个我说你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天,公安局长果然拿来一本杂志找到杨联康。

    杨联康:

   

    他说这个是你吧,这里头确实写到了你要来考察黄河。但是考察黄河过去没有人从头到尾这么做过,这是需要证明的,我给你写个证明吧,他就用藏文给我写了一个证明,这证明怎么写的呢?就是说杨联康确实是地质部的科技人员,他要来考察黄河,限于黄河3公里范围之内考察,也就是说我往下考察的时候,只能在离黄河3公里的范围之内进行。

    正是公安局长的一纸证明,让杨联康的考察计划一路都高挂上了绿灯。但这只是计划前提之一,和当时那些寂寞的穿越者一样,杨联康在徒步黄河的考察中,独自感悟着自然魅力,也独自面对着自然的考验。

   杨联康: 

    你比如说我在龙羊峡走,龙羊峡那里山很高,我要下到它的谷底,本来沿着沟下来的时候,就是很多的碎石,形成的碎石堆,往下走一步,碎石就跟着滑下来一步。然后一直下到谷底,如果再返上去,上一步碎石还是往下,这时候就是非常危险,这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可是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最后才小心翼翼的又回到了山顶。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除去这样的危险,比如说我走在内蒙古,内蒙古正是冬天结冰,我沿这个冰要过河,过河的时候越接近河中心的时候,河中心有水,这冰越薄,一下子我人就掉到水里去了,当然我这人还是会游泳的,这时候我就赶紧想沿着冰再返回原路,返回的时候,没想到往上扒一下,这冰就碎一大边,这扒一下就碎一大边,这个时候也是四处没有人,所以我心里又在想,我这辈子可没干过坏事,我这辈子可没干过坏事,这样才小心翼翼的最后回到出发的岸上。

    1982年 ,杨联康徒步考察完黄河全程,第二年,他又开始徒步考察长江。这些经历被无数的报刊杂志和电视媒体作为科学新闻相继报道出来。然尔这些报道在民间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眼里却透露着另外一个世界的丰富信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纷纷上门向杨联康请教,他们请教的除了科学知识,更多的是关于徒步行走中的路线,交通,风土人情等信息。

    杨联康:

  

    我有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就是包括我们户外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些奠基级的人,在我家里合影,这包括谁,包括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包括骑车沿着边疆万里行的于涓涓,包括骑车重走徐霞客之路的付宗科,包括骑车从黑河骑到三亚的王迈这些人都是我们国家户外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奠基一级的人物。

    1985年,一名来自四川的年轻人也来到了杨联康的住处,他虚心的向杨联康请教了一大堆关于长江的诸多疑问。杨联康一一做了耐心答复。几天后,这个年轻人带着许多宝贵的信息,拜谢过杨联康后离开北京,返回四川。

    时隔不久,从四川传来一则消息: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尧茂书独自一人从长江源头漂流而下,不幸在金沙江地区遇难。当年去拜访杨联康的那个虚心的青年正是尧茂书。尧茂书遇难之后引发的是轰动全国的1986年长江漂流和1987年黄河漂流,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由此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责编: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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