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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的一天，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离开新疆前往北京，原本打算短期出差的他，带着些许行李踏上了飞机，然而这一去，他却被留在了北京，而这个计划最初源于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
采访汪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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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党秀玉：
他说他是不想离开新疆，因为彭老总，他说他和他一起到北京跟中央说一说。谁知1950年他两个一起来，来了以后，安部长就说，你既然来了，中央也决定了，他说你就留下吧，就这样给留下了。
当时看似轻松的一句话，却把徐立清今后五年的生活与新中国军界的一项空前盛事联系在了一起。徐立清的身份也转换为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罗荣桓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
然而此时徐立清却面临着普遍存在的官兵不分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中，官兵只有职务上的区别，没有外在标志的区分
采访王凤祥：
你开始你是连长，你是团长也好，你是师长也好，咱是一样，看不出来，只能是看出来在穿衣服上，四个兜这就是排长以上的干部，但是营长也是四个兜，
原来自土地革命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从未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在这张时任胶东军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与警卫员的合影中，管与兵没有直观上的区别。
采访贾若瑜：
我记得在1949年初，那时候我在胶东军区当司令，从香港来了一批客人，是一批什么人呢，就是柳亚子，有张炯伯，有什么叶圣陶，有包达三，有这样一大批人，上来以后，这些人还有曹禺，他们就提了一个问题，说要去参观我们的军队，他们进去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呢，一进去一看我们的兵，官兵都是一样，都是一个样的，他们就问我们这些战士，他说你们没有官，没有兵的区别，打起仗怎么指挥啊，
采访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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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54年国庆阅兵的场面，画面中首长和士兵几乎没有外在标志的区分，各方面都逐渐正规化的中国军队，此时仍然面临全军上下没有军衔的现象，实际上，实行军衔制早已提上了中央军委的日程。
采访徐平：
原计划1953 年实行（军衔制），后来考虑到1953年军队还要精简整编，原来的精简整编是要1950年下半年就要搞的，建国初期咱们军队当时是五百多万军队，后来要准备减，朝鲜战争一发生，咱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人数）非但没减，甚至还要扩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国军队的军衔制又往后推迟了数年。在朝鲜战场上，军衔制问题再一次凸现出来。于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便立即于1953年全面铺开。军衔是国家授予军人以区别其等级地位、权力责任、荣誉待遇的称号和标志。军衔最明显的外在标志便是军人肩上的杠与星，在很多人眼里，杠与星不仅是军人等级的标志，也是军衔特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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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徐平：
1955年授衔应该说规模还是比较大的，1955年首次授衔，全军三百多万官兵全都授了衔，当时授准尉以上的有64万4千多人，第一次授衔授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800名少将，高级军官少将以上的将帅一共是1050名
然而，评衔难度最大的并不是繁琐的调查工作，而是对各方面军将领人数的平衡
采访徐平：
当时主要是评将位衔，特别是高级军衔，就是中将上将以上的，大将元帅，不光考虑到级啊、资历啊、功绩啊，也考虑到山头，山头是中国革命历史形成的，好比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八路军三个师，新四军，这都算各大山头，你看评衔完了以后的结果，各个时期的各主要山头都至少有一位元帅一位大将，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碰巧，那不是。
另外，评衔很大一部分是面对战功卓著的老红军，老战士，怎样又符合规定又能照顾到将领们的资历，这一点让评衔工作很难拿捏。
采访徐平：
确实也有些人是对自己的军衔认为评的低了，也有流露出不满，甚至还有争衔的，而且好比说某资力比较老的将领，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是军长，而且战功卓著 他认为自己至少能评上中将，结果评的少将，他也很不满，也说过这话，他说到授衔那天，我要把肩章挂到狗尾巴上去，当然咱们说这还是气话，毛主席也说过一句比较风趣的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衔时。
眼前的这座院落便是当年徐立清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院子里的物件、摆设也许已经不复原来的风貌，但那颗葡萄架却是当年的警卫员亲手栽下的，又是一年葡萄成熟的时候，葡萄架下，我们仿佛还能看到几十年前，曾经在这里忙碌的身影。
采访王凤祥：
整个就是白天黑夜，白天黑夜，那时候我来了以后，因为我这个任务，我就是首长睡了觉，我才能睡觉，但是首长也没这么安排你，咱们觉得把首长伺候好点。所以到了一般晚上来以后，他就在这边，西边那个小屋，晚上我一般来好几趟，我在前面躺着又惊醒了，我不脱衣服，往这一靠，惊醒了以后一看还在那里看呢，画呢，那咱也不能问，那时候也不能问啊，一看他那，有时候到12点多1点了，我说首长该睡觉了，你先睡吧没事，一会儿我就睡，就给来这句
徐立清曾对干部部的同志说：“授衔工作是件大事，评好了会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评不公了，也会影响大局，忽视不得。
采访王凤祥：
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心脏不行了，犯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就是抖，吓的够呛，就是抖，歇一会儿然后又干，所以那时候，我后来一看，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长期的劳累，这一个人精力有多少，要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可以，长期的这么着就是不行。
评衔工作结束后，徐立清随即入院，一病便是五年。军人肩上的杠与星也许闪耀着军人的荣誉和本分，但1955年的首批军衔到底凝聚了评衔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已经是后人无法体会的了。
工作的繁杂与劳累是评衔工作人员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之后，他们却遇到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在授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当毛泽东阅读授衔方案之后却表示他不要大元帅军衔。作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的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全军内外的反响，在之后的一次授衔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再一次表明了他的态度。在当时另一位主管授衔工作的宋任穷副部长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宋任穷回忆录摘句：
这件大元帅服一直静静地端放着，新中国首次军衔制的历史记载中也就少了一位大元帅。戎马疆场的开国领袖就这样辞掉了军衔。
同样是军人出身的徐立清清楚地知道军衔是军人生命般的荣誉，然而毛泽东等人的如此举动在他的心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在这次评衔中的姿态和责任问题。按照评衔条例，他本人应该授予上将，但经过慎重考虑，他向罗荣桓部长写了要求降低军衔的报告。
采访汪孔周：
当时徐立青就是为了自己不要上将军衔他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点就是认为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要降低红四方面军的比例，从红四方面军的上将人员名单把第二点就是有极个别的同志为了高定军衔要走后门想着堵住后门，自己以身作则，让这些走后门的同志无话可讲。第三点他就是说我是总干部部管理部的副部长我得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坚决把自己从上将的行列中降为中将。
几天后，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他提笔将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名单中加入了徐立清三个字，名单很快又交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
采访汪孔周：
罗荣桓就非常严肃地批评徐立青，你是够上将条例的，为什么要个中将 徐立青就从多方面的情况来说服罗荣桓部长，我要求低授，一个是考虑我本人降下来比较好，我多次考虑，上将 中将对我说都是一个样，他陈述自己的理由，后来一直都没有说通，没有做通罗荣桓部长的工作
采访王凤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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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清在一片静谧中陷入了对于降衔的矛盾中，领导的反对，周围同志的劝说让他觉得既温暖又不知所措。
采访汪孔周：
因为咱们评定军衔一定是按规定来办，你够上将条件你不评上将也是不符合规定的，你是中将，你要上将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必须按条件来。
一位戎马半生的军人此时竟然遇到了比攻城还要棘手的问题，也许此种处境的他远没有在战场厮杀时的痛快，不接受上将，那将违反条例，接受上将，却又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应该何去何从呢？
正在这时，时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向中央军委递交了降衔申请。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得知此事后，高扬起手中许光达的降衔申请，称赞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
很快，主管授衔的徐立清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迫不及待的与许光达通话，并如愿得到了许光达的支持，得到支持的徐立清再次给中央军委写信，然而这一次，军委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同期声 这个是李信，原来是教导团的政治委员，这个是杨尚高
这张拍摄于1935年长征时期的照片一直被贾若瑜将军珍存着，照片中健在的战友已经寥寥，但是他们从未走出过将军的记忆。时间回到几十年前，首次授衔时，被评为少将军衔的贾若瑜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同徐立清那样身负评衔责任的将官不同，他和大多数军人一样远离评衔工作，对于军衔，他们的感情更直接、纯粹。
采访贾若瑜：
作为军人，从各个方面，授你这么一个军衔，大家也没去比，也觉得我自己还活着，跟我一起同战斗的很多战友都倒下了，我们今天还幸存着，已经应该满足了，我们红军的长征开始，我们是20万人，到了长征结束来讲成了是三万人，那么你说，像这么样的条件之下，你今天是活着的，那死的烈士呢，他有什么东西啊，你像胶东军区，我们参军就是50万，烈士是7万多，还有特等残废1万多，就是断了两只手，断了两条腿 瞎了眼睛的，一万多，那么我们授衔活着的同志，你今天授的不管是将军也好，校官也好你是活着的，那我们死的同志呢
军衔是军人的荣誉，更是他们对战友的追思，真正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面对荣誉他们心存谦卑。
授衔仪式越来越临近了，许光达和其他将帅的降衔请求都被中央驳回，徐立清却仍然坚持着自己降衔的想法，事情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于是，在一天晚上，徐立清被请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采访汪孔周：
当天晚上可能是10点多钟，据老同志回忆，周恩来总理反反复复做工作，谈了两个半小时左右，最终还是徐立清做通了周总理的工作，后来周恩来总理又跟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也同意了徐立清由上将降为中将
采访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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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这天，在京等待授衔的这些将官中，原本还有一些将领，但就是在授衔前夕，他们已经带着评衔的结果转业到地方，授衔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那么接近，却又是那么遥远。
采访徐平：
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就说是， 1955年评衔他们也在军队，但是就是要授衔的时候，授衔前夕，因为工作需要，调离军队了，而失去这次授衔机会了，他们也是毫无怨言，周文龙原来是华北军区后勤部长，评衔的时候他也参加评衔了，这时候也是总干部领导找他谈，你已经被评为中将军衔，但是总理点名你到石油部担任新组建石油部的副部长，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因为授衔的时候是9月底，那时候是6、7月份让他马上要去工作，周文龙二话没说就是到新的岗位上上任了，他就没有授衔。不能说像可能有些人觉得，马上就要受中将了，你这时候让我等两个月授完衔再走，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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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授衔现场 |
此时的中南海将星闪烁，南征北战的军人们终于整齐划一的齐聚一堂。在光耀的军衔背后，包含了他们内心的各中滋味，当他们还未细细体味时，却有一批人因为军衔的到来而默默离开了。
责编：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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