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时代》近80年封面上的中国人物

　　美国《时代》周刊从1923年创刊开始，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以人物为主，它们代表着当时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

　　中国的历史和人物是怎样被《时代》介绍给世界的？ 《书摘》试选一二以飨读者，文摘自《封面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封面中国人物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利正处在颠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封面上的吴佩孚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多人次。

　　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

　　从个人出现次数的统计排序来看，中国人物也颇为重要。毛泽东，12次，名列第12；蒋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来，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前。

　　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列努斯统计，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现过4次或4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3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12位女性。

　　邓小平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现象。

　　卢斯及其创办的《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20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

　　“中国最强者”亮相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贴。吴佩孚――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的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说，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