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做的西餐

　　我的母亲是上海人，后来嫁给了父亲，也就跟着到了杭州。

　　妈妈老大不愿意离开上海，常常埋怨父亲：年轻时多少才子阔少向她求婚，都不屑一顾。嫁人时走了眼，现在悔之晚矣!妈妈坚定不移地认为:上海是个大城市，而杭州却是个小地方。这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观点，仿佛上海所有亲戚、邻居都这么想。小时，父母带我到上海过年，姨妈家的阿姨看见我们到来，便会热情地打招呼:“龚先生，侬从乡下来啦!”

　　父亲听了，便会老大不高兴地瞪着眼争辩道:“啥人讲我从乡下来了，我是从杭州来。”他特别在“杭州”这两个字上加了重音。尽管父亲一再强调，可是阿姨总是改不掉口习。现在回想起来，上海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上海是一个大都会，出了上海，内地别的地方都是乡下。

　　不过，母亲做的几样“海派小菜”倒是令人回味，尽管母亲已经谢世多年了，它们总让我念念不忘。上海果然是一个大地方，上海出来的人就是精细。那怕是一块豆腐、几根菠菜，只要经妈妈的手一调理，就做得精致幽雅，味道非常。

　　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考试后不久，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了。我们那一班同学与现在的学生不一样，多数是上山下乡插队回城的知青。在别人眼里，俨然是个大学生，其实，大多是些“土包子”，虽经历过狂风暴雨，却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就在要卷铺盖走人的前几天，我向妈妈提议，请同学们到家里来吃餐便饭罢。因为不少同学是从边远地区或小镇来到城市读书的，虽然在大学呆了几年，但是一直关在校园里“闭门造车”，很少到“城里人”家做客。不少同学多次提议到我家来玩，因为我家刚好在西湖旁边。现在，就要分手了，再不请人家来，也许将来机会就不多了。

　　妈妈听了连声说好。只是当时父母亲“落实政策”未久，家境穷得可怜，房子又小，而且，同学又是一大帮子，请了这个，不请那个，都不好。该怎么请，既体面，又费资不多，还能令人回味呢?

　　妈妈说:“我做顿色拉请他们吃罢。这种洋玩艺儿，你的那些同学一定没有吃过!”

　　我听了，不由拍手叫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是杭州城里人也没多少人吃过什么色拉、罗宋汤之类的洋餐。于是乎，前一天我就开始忙碌了:从菜场里采购来卷心菜、土豆、西红柿、四季豆、鸡蛋、肉等等。

　　那时市场上没有色拉酱，但是妈妈有办法。其实，方法也简单：先把鸡蛋打碎，将蛋白与蛋黄分开；然后，用花生油拌进鸡蛋黄里，徐徐搅动，最后放入味精与盐，用这种土法制作的色拉酱味道特好。当时因为人太多，我们拿不出那么多花生油制作色拉酱。但是妈妈也有办法，她说，花生油不够没关系，可用熬熟的菜油取代。我品味了一下，发现与花生油做的色拉酱也分不出多少区别。大家在妈妈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地将土豆、四季豆、鸡蛋等煮熟、捞出，然后再将它们及西红柿等荤素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大碗里备用。最后，放进色拉酱进行搅拌。当色拉端上桌面时，碗里五颜六色，煞是诱人食欲。一尝，果然味道极不寻常。妈妈是外语教师，还给同学们讲了洋人是怎样过圣诞节，怎样吃洋餐，怎样求爱的故事。令同学们不仅吃得开心，而且玩得也很开心。

　　事隔多年之后，我有时碰到老同学，他们还常提到妈妈那次请吃洋餐的事。有个同学告诉我，他现在经常出国，进餐馆时常常会想到第一次吃“西餐”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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